大數據的優勢在于克服了政府部門間數據資源的開放度、關聯度、共享度，海量的排污數據、資源數據以及互相關聯產生的數據，使未來統一監管機構的主要工作內容從公共事務服務向公共數據服務轉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作為未來自然資源管理和自然生態的統一監管單位，實行什么樣的運行機制、擁有多少管理權限等，都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
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的產生背景主要源于過去環保監管職能的“碎片化”。按照現狀分類，除了環保部門承擔的環保職能之外，其他環保職能主要分割在三方面，如在污染防治方面包括海洋、漁政、交通、鐵道、民航等部門;在資源保護方面包括林業、農業、水利、礦產等部門;在綜合調控方面包括發改、財政、經信等部門。這種職能的交叉分散了執法主體和監測力量，部門之間權力級別的高低降低了執法行為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面對這種情況，形成統一監管機構是大勢所趨，而難點無疑聚焦為“部門之間如何組織協調”的問題。因此，找到加強組織間協調能力的切入口是關鍵。
在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進行的第二次集體學習中，黨中央明確提出，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通過“數據”這一最為核心的信息表現，形成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形成決策的科學化和精準化。這為提升組織間的協調性指出了一條高效途徑。未來的自然資源和自然生態統一監管機構的運行，若要達到各部門科學高效的融合，用好大數據是必修課程。
在自然資源管理中，大數據的優勢在于克服了政府部門間數據資源的開放度、關聯度、共享度，海量的排污數據、資源數據以及互相關聯產生的數據，使未來統一監管機構的主要工作內容從公共事務服務向公共數據服務轉變。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就包括了機構設置的綜合化，即進一步減少機構的設置數量，在各資源要素管理上建立一個綜合部門進行管理。行政審批智能化，即涉及自然資源的項目審批，每一個環節都被切成模塊，每個模塊之內設置一個類似問答的機制，每個模塊的材料可以實現自助服務，所有的審批流程都是通過機器進行。
基于大數據思維的事前監管，數據將是未來主要的工作對象，但數據只是工具，其目標是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融合，完成組織的一次更新。具體而言，未來的統一監管機構主要圍繞四類主題開展工作。
第一，搭建“全數據”共享平臺。大數據時代，部門協作的前提無疑是數據共享。這里值得提出的是，由于自然資源資產、自然生態、環境污染之間存在相互因果關系，前端資源的不適當利用，會造成末端的污染排放。所以，監管機構的工作重心在于全數據的構成，將涉及資源和污染的數據全部共享、前后打通，這樣便于從污染的數據中找到資源不合理利用源頭，在資源浪費中預警污染產生的可能性等，充分挖掘出數據的價值，形成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雙向監管。
第二，構建完整的事件處理鏈條。自然資源和自然生態的統一監管聚焦于打破部門分割、地域分割、權責割裂，一旦形成數據管理，就是將產權明晰、權責匹配、產權流轉、資源定價等工作內容用數據語言“具象化”，從而可以圖示化為可執行的任務或鏈條。特別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關系，跨區域、跨流域之間的自然資源管理關系，都能夠通過數據分解為直觀顯見的圖示，形成一條條可執行的任務或鏈條。
第三，量化影響政策“最后一公里”落實的風險因素。自然資源的監管難度產生于不對稱性，既有監管對象本身的信息不對稱性，更有政策落實是否精準的不確定性。自上而下層層落實政策，使得治理效果逐漸消散，而數據管理能夠追蹤“政策設計—政策執行—政策績效”各環節的紕漏。利用數據之間的因果關系規避基層管理機構的數據造假，避免生態環境治理向下傳遞中的效力離散化，形成一個個地方管理的自驅動。
第四，加強相關制度間的相容性。黨的十九大報告對“自然資源資產”的具體解釋中，包含自然資源資產的產權明晰。但如何量化自然資源資產，或者說如何細分包括所有權、使用權、分配權、轉讓權等權利，仍在探索中。應做好與其他生態文明制度的銜接，如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等相關政策的銜接。通過數據將自然資源資產數量、質量、價值量的本底摸清，再建立全國統一的、有效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將自然資源資產的核算納入國民經濟的核算體系之中。這種通過數據工具落實各項政策的措施，本身就是在加強政策間的相容性，這是從制度源頭進行的協調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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