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加強水環境保護和治理、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6月12日，環境保護部發布了《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
在理論界，水污染防治也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7月15日~17日，“中國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2016年會暨2016年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在武漢大學召開，《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成為會議的第一研討主題。學者們緊緊圍繞《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提出的意見既涉及到宏觀層面的立法理念、立法目的和立法模式等，也有微觀層面的具體制度設計；既有生態補償、公眾參與等前沿理論，也有抗洪搶險等時下熱點問題，極大地拓展了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水污染防治法》該如何修訂？與會學者給出了相關建議。
一、關于立法理念和立法目的
立法理念在法律世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它有助于立法者綜觀全局，認識和把握立法，為立法實踐活動提供指導思想。
對于水污染防治立法的理念問題，有學者認為水污染防治立法要體現自然規律、尊重自然規律，符合生態理性。還有學者提出水污染防治立法應堅持保護優先、生態系統整體性應對、多污染物質綜合治理、多元治理等理念。也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說到底是利益問題，水污染防治需要從社會治理角度加以考慮。在筆者看來，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在內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都具有科學性和技術性的特點，需要反映最新科技發展的成果和體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通過及時廢、改、立，將一些新理念融入法律規范之中。
立法目的的確定是立法的先導，任何一部法律的誕生都是先有立法目的、后有法律規范的形成，對立法目的的探究因而成為正確理解和適用法律的前提。從立法理念與立法目的的關系來看，立法理念包括價值理念，著眼于立法的宏觀理論指導，而立法目的是立法者所要追求的價值的最直接、最明確的表達，立法目的的差異實質上是價值理念不同的表現。
關于《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有學者提出應明確將“保障人體健康”規定為《水污染防治法》的目的，并以水環境質量的改善為核心和導向。防治水污染不是為保護而保護、為改善而改善，最終還是要以是否保障了人體健康來衡量。因此，《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在第一條立法目的規定中增加了“保障人體健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2014年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已將立法目的從1989年版《環境保護法》的“保障人體健康”改為了“保障公眾健康”，這一改，理念又有了新提升。“保障人體健康”反映的理念主要是保障公民個體，對應的權利是公民的財產權和人身權；“保障公眾健康”則不單是個體，而是個體的結合體，保障的權利不單是財產權和人身權，還涉及到環境權。因此在筆者看來，《水污染防治法》的目的應明確為“保障公眾健康”。
二、關于立法模式
立法模式是指一國立法所采取的方法、結構、體例及形態。關于《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涉及的模式和定位的問題，很多學者提出要開展綜合性立法，有的主張水質與水量的綜合立法，即將水污染防治立法與水資源保護立法綜合；有的主張生態系統各要素的綜合立法，即涵蓋水體、土壤、水生生物、水文氣候等因素的綜合應對。我國的環境立法往往是按照自然資源的要素（如水、大氣、土壤等）分別進行資源保護立法和污染防治立法，但依各生態要素進行的立法容易側重于各要素主管部門的利益，對生態系統各要素間的內在聯系和整體性利益考慮可能不足，使得生態環境破壞的行為難以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功能也不易保護。
因此筆者認為，環境立法需要從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出發，開展綜合性立法，才能避免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及在各生態要素間疲于立法和修法的弊端，取得環境治理和生態功能恢復的實效。
三、關于立法原則
立法原則是指立法主體進行立法活動時必須遵循的準則，是立法指導思想在立法過程中的重要體現。立法的原則一般包括法治原則、民主原則、科學原則等。
關于《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所要遵循的原則，學者們對立法應遵循科學原則和民主原則形成了共識，但就如何實現立法的科學化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有學者主張立法應避免部門利益，主張回歸草根，立法過程要充分保障公眾參與。有學者主張在立法過程中需要有法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的結合，并且這種立法合作將成為今后立法的趨勢。也有學者認為《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太過技術性而法律性不強，立法應該主要由法律人或法學家擔責。
筆者認為，環境保護法學本身就是自然科學和法學的結合，要體現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由法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共同參與、合作立法是必要的，《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更能說明合作立法需要加強而不是減弱。
四、關于具體的制度設計
關于水污染防治的制度設計是學者們討論較多的內容，涉及的范圍很廣，既有對已有制度的評價，也有就如何修改和完善現有制度提出的建議，還有對新制度應否納入水污染防治的思考。有學者認為，《水污染防治法》中一些應規定的制度沒有規定或規定得不完善，如應在《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確規定按日連續處罰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標準制度，特別是水污染防治的基準。
關于水污染防治的管理體制，有學者指出現在需要的是應明確職責權限。有學者提出政府權力要讓渡，形成自下而上的社會治理體系。在法律責任制度方面，有學者提出應該責任明晰化；有學者則認為《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有多個條文規定了“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這樣的責任設置值得商榷，因為處罰的幅度越大，執法的壓力就越大；對執法部門自由裁量規定的幅度越小，執法的效果就越好。
五、關于立法語言等立法技術的規范問題
立法技術狹義上是指如何表達規范性法律文件內容的知識、經驗、規則、方法和技巧等，包括法律文件的內部結構、外部形式、概念、術語、語言、文體以及立法預測、立法規劃等方面的技術。其總體要求應當是：備而不繁，邏輯嚴密，條文明確、具體，用語準確、簡潔，具有可操作性。而立法語言要實現其正確體現國家意志的功能，應當明確、準確、周密、嚴謹、通俗易懂、簡潔精練。
對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不少學者認為其在立法技術和立法語言上需要改進。如有學者認為術語的使用前后不一致、科技性術語多、政策性語言多；有學者提到要注意法律術語的規范使用，如水資源、水環境、水體、水污染防治等概念需要明確界定；有學者對“黨政同責”是否適宜出現在水污染防治立法中提出質疑，但在筆者看來，在很多環境污染事件中，對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一般都具有與之相匹配的責任設置或問責要求，而做出重要決策的黨委卻成了“旁觀者”，導致黨委決策權與責任擔當的不匹配。水污染防治立法中明確規定“黨政同責”，就可將責任主體上升到黨委，實現了權力與責任的統一，體現了環保決策權責相符的原則。
六、關于《水污染防治法》與相關立法的銜接和協調問題
會議研討中，學者們也關注《水污染防治法》與其他法律法規的銜接和協調問題。有學者認為《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規定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與《環境影響評價法》的規定重復，有關環境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的內容也與相關立法存在大量簡單重復的問題。在筆者看來，我國環境立法不僅要遵循《憲法》的統帥，還要協調環境基本立法與各環境要素保護和污染防治立法之間的關系，以及統籌各環境要素保護和污染防治立法之間的協調。因而《水污染防治法》在修訂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在具體制度上與相關立法的銜接和協調，這樣才能使法律規范彼此環環相扣，真正發揮制度的整體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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