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水質急轉直下，表明單純依靠水體“自我修復”已不可能，地下水的環境承載能力已經超越了臨界點。不要說我們的子孫后代怎樣怎樣，地下水污染形勢之嚴峻、迫切，已經到了我們這一代人也無法獨善其身的境地。
水利部最近公開的2016年1月《地下水動態月報》顯示，全國地下水普遍“水質較差”。具體來看，水利部于2015年對分布于松遼平原、黃淮海平原、山西及西北地區盆地和平原、江漢平原的2103眼地下水水井進行了監測，監測結果顯示：IV類水691個，占32.9%；V類水994個，占47.3%，兩者合計占比為80.2%。
盡管公眾對地下水污染不乏直觀了解，但超八成地下水遭受污染威脅的監測結果，還是讓人驚悚。這意味著，不止地表水已被大面積嚴重污染，就連那些視線難以企及的淺層地下水，也難逃污染魔咒。這也意味著，鑒于水體修復的艱難，地下水污染的治理遠比地表水體更復雜，尤其是重金屬污染、持久性有機物污染很難被傳統水處理工藝消滅。
一味回避問題，或者干脆交由時間來發揮“自凈”功能，顯然已不太現實。地下水水質急轉直下，表明單純依靠水體“自我修復”已不可能，地下水的環境承載能力已經超越了臨界點，再也沒有平衡點，也等不下去了。不要說我們的子孫后代怎樣怎樣，地下水污染形勢之嚴峻、迫切，已經到了我們這一代人也無法獨善其身的境地。
當務之急，一方面，必須以最嚴厲的措施斬斷污染企業的隨意超標排放，特別是在重金屬污染、持久性有機物污染方面，更要毫不猶豫采取措施，并確保落實，先改變污染不斷加劇的趨勢。此前媒體曝光的某地多家企業“將污水排到1000多米水層污染地下水”等情形，必須徹底鏟除，任何來自權力與資本的阻撓，都不應該動搖治理決心。
與治理霧霾一樣，對那些心存僥幸、欺上瞞下的市場主體，理應采取最嚴厲的罰則，甚至可以研究制定退出機制，使土壤和水免于遭受更嚴重的污染。政府監管部門也應該負起責任來，既不能敷衍塞責，采用應付、糊弄的做法，默認甚至縱容污染企業肆意破壞我們的生命之源，而對于那些奉GDP為圭臬的地方政府，不妨課以行政和司法問責。
另一方面，還應該從長計議，以頂層設計制定最嚴格的地下水管理措施。去年4月，國務院印發《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切實加強水環境管理，到2030年，全國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75%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總體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比例總體為95%左右。
也要注意到，這個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水十條”，更多關注的是地表水的概念，地下水尚未進入治理視野。當然，淺層地下水的污染，與地表水的污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舉凡淺層地下水被污染的區域，其地表水也一定被嚴重污染。這樣的互動關系恰恰說明，在水污染的治理上應該標本皆治，協同治理，同步進行，而不能只是單向突進。
盡管目前的《水污染防治法》對地下水污染有專章規定，但是，地下水排污在中國沒有嚴格、明確的規范，基本上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應該盡快提高對地下水污染的認知程度，并出臺同樣嚴厲的治理措施。我國地下水污染已經到了不得不正視、不得不從根本上遏制的時候了，再不治理，不僅農村地區，城市也將難有清潔的水源。
說到底，地下水污染治理，信息披露不是問題，也并不存在技術上的門檻，關鍵在于行動，而不能只是喊“狼來了”；關鍵在于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決心轉換發展方式，是不是愿意從以往粗放式、以犧牲環境和民眾健康為代價尋求發展的思路走出來。水，既是我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一個社會的公共品，其公共特征決定了，政府在這一問題上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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