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環境質量總體一般，生態環境質量總體穩定。”每年世界環境日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的這句話，常常讓我們略感安慰——環境情況總體還是平穩的。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環境形勢的判斷，讓我們從錯覺中走出來——“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①污染物排放遠超環境容量
環境問題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存，環保壓力陡增
“我認為中央這個判斷是準確而客觀的。環境容量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從目前情況看，先不要說發展，在一些地方，可能連健康生存都有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告訴記者，拿水質來說，雖然常規監測的干流國控斷面水質無明顯變化，有的河流水質還在持續改善，但大江大河支流污染依然嚴重，城市河段更是重度污染。
同時，最能反映污染水平的地下水質量連續6年下降，水質較差和極差的監測點比例已經接近60%。“2/3的城市還在以地下水為主要飲用水源，從這個角度說，環境問題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存。”馬中說。
中國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總工程師王金南表示，我們面對的治污挑戰是全方位的：工業污染排放日趨復雜，農業面源和生活污染上升，機動車保有量持續增長，污染減排任務仍十分艱巨。“未來5到10年，我國產業結構的工業化特征仍十分突出，盡管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城鎮化率的迅速提高和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帶來的新型污染物問題不容忽視。”王金南說。
王金南列舉了幾個方面的情況：在農村或城郊，由于過量和不合理使用化肥、農藥等原因，造成面源污染極為嚴重。在城市，第三產業快速發展，能源消耗上升，城市污染問題突出，顆粒物、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氨、汞等污染物排放量不斷增加，由此引起一系列新的城市和區域環境問題，如灰霾、光化學煙霧、氮沉降等，污染日趨多樣、復雜，危害更大，處理控制更難。
在環境保護部原總工程師、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看來，環境形勢的嚴峻性還表現在環境重大事故依然高發、環境風險不斷增加、民眾的環境訴求趨于強烈、社會環境公平失衡日益突出等問題上，環保壓力陡增。
②良好環境質量短期內稀缺
要將解決百姓關注的環境問題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環境問題已成為最大的民生問題。干凈的水，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氣，原本觸手可及，是健康生存的“標配”，如今已成為稀缺品。
有關研究估算表明，2013年1月的霧霾天氣，導致北京、上海、廣州和西安4城市1416人過早死亡。北方城市居民因PM10污染，導致人均期望壽命比南方城市居民平均減少0.6—0.7年。
快速發展30多年，我們的環保欠賬太多，直接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帶來極大安全隱患。環保部的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各級環保部門處置的突發環境事件高達471起。與此同時，環境信訪案件每年以30%的速度遞增，由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明顯增加，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誘因。
“以前是求不餓死，現在是求不嗆死。”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熊躍輝用這句話形象地概括一些百姓的訴求。在很多地方，環境質量提升已經成為百姓最大的期待。在各地和全國兩會上，生態環境類的提案、議案明顯增加，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百姓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在向上傳導。
馬中認為，良好的環境質量短期會稀缺，民眾對好環境的渴望會更強烈。從過去30多年的發展歷史看，很多人通過侵害環境積攢財富，卻讓社會承擔環境成本，顯然有失公平。
“以往，我們都認為百姓的生活富足了，已經從求溫飽上升到求生態的狀態，實際上，除了這部分百姓的訴求，還應看到一部分人已經成為環境公平失衡的犧牲品。”楊朝飛說，從目前的情況看，環境問題的受害者往往是生活貧困的弱勢群體，他們棲身污染的企業旁邊，沒有享受到企業發展帶來的好處，卻承擔了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社會代價，這將導致社會公平不斷失衡。因此，切實解決環境問題，不僅順應群眾期待，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
王金南表示，順應百姓期待，就是要將解決百姓關注的環境問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比如水源水質超標問題、城市河段黑臭和灰霾天氣，解決起來雖然不易，但必須加快步伐，給百姓滿意的交待。
③不能讓減排淪為數字游戲
減排指標完成，環境沒改善，這樣的指標沒意義
面對新的環境形勢，中央將解決問題的落腳點放在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發展新方式，涉及社會生產生活的變革，環境保護體制機制的變革和調整更是當務之急。
“十一五”以來，以總量減排為抓手的環保規劃完成情況良好，但是環境質量持續惡化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王金南團隊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環境與經濟壓力的共同作用下，未來我國環境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和不確定：污染物介質從大氣和水為主向大氣、水和土壤三種污染介質共存轉變，污染物來源由單純的工業點源污染向工業點源污染和農村、生活面源污染并存轉變，污染物類型從常規污染物向常規污染和新型污染物的復合轉變，污染范圍從以城市和局部地區為主向較大范圍的區域、流域轉變。我國改善環境質量的難度和壓力進一步加大。
對此，王金南表示，在“十三五”時期，一定要理清污染減排與環境質量改善的關系，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根本目標，制定更加科學的減排戰略。同時，對于常規污染物和新出現污染物的減排，必須統籌規劃，因地制宜，制定科學的減排技術路線和方法，綜合解決污染問題。
楊朝飛認為，除了污染減排的技術性問題，還必須反思這些年來環境保護走過的彎路，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改善國家環境執政方式，強化國家環境執政能力，明確社會治理的概念，使之成為今后環保工作的指導思想。
“完成污染減排指標是工作、是手段、是過程，其最終目標是要改善環境質量。污染減排指標完成而環境質量得不到改善，減排指標就失去了意義。”楊朝飛說，2010年他在江浙調研，發現當地加油站加柴油的隊伍特別長。原來，因為要完成節能指標，拉閘限電時有發生，企業只好使用柴油發電機自行發電。最終地方上的節能任務完成了，但柴油發電帶來的污染無人理會，數字上交了賬，卻沒人對環境質量負責。
楊朝飛認為，大家推崇的考核機制，連同所謂的“一把手工程”，實際上都有明顯的人治色彩，不可持續，必須以依法治國的思路統領環保工作。“步子開始可能慢一點，但堅持做下去，結果一定會給我們驚喜。”
馬中贊同這樣的觀點，他認為現在減排中避重就輕的工作方式其實也是考核壓力下產生的，減排需要長期艱苦工作，一定要改變交差、攢業績的短期行為。
王金南表示，面對新常態，需要推進環境治理現代化。包括加快國家生態環境管理體制改革；統籌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合理劃分中央與各部門、中央與地方環保的事權。建立健全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綜合決策機制和區域協調機制；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形成政府、市場和公眾合理分工的生態環境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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