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北京“兩會”拉開帷幕。民意在這里匯總，形成輻射到四面八方。
“兩會”看似離普通百姓很遠，其實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這是因為，“兩會”上的話題囊括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將對每個人的工作、生活產生實質影響。我們將從環保、養老、法治、創新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等角度入手，試著解讀“兩會”帶來的深遠影響。而這五個方面，也構成了北京未來新常態的主要色調。
新常態里，環保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個板塊。長期以來，環保成本隱性化，這讓我們擔心當環保成本顯性化時，成為我們經濟發展的包袱。但如果我們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環保也可以借“無形之手”成為一門大生意。
從“先污染、后治理”到“有一種勝利叫撤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注定要退出歷史舞臺。而從“誰污染、誰治理”到“誰污染、誰付費”，則是環境治理模式的一大進步。無論在治污的專業性上，還是監管的可控性上，引入市場機制、推動第三方治理都是大勢所趨。國務院《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日前發布，進一步明確了排污者付費、市場化運作、政府引導推動的原則。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社會資本進入污染治理市場的活力將被進一步激發，環保這門大生意也將真正敞開大門。
第三方治污
“這個盤子里的蛋糕其實真的不小”
對于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意見》中給出了明確的定義，即排污者通過繳納或按合同約定支付費用，委托環境服務公司進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而與之相反的，則是目前各地政府、機構、企業等排污者普遍采取的、排污之后通過購買設備等方式自行治理污染的方式。
“直到現在，市場中做第三方環境污染治理的企業仍然少之又少，這個行業始終難上軌道。”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多家環保企業相關負責人都由衷地感嘆。
以污水處理為例，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回憶道，上世紀90年代，工業廢水治理設施都是業主單位請專業機構設計，然后自己投資建設運營，但因為沒人對最終效果負責，這些治理設施絕大部分不達標。
已進入這一領域多年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務副總裁何愿平也表示，在那一時期，污水處理“越治越污”的現象比比皆是。
何愿平告訴記者，當時政府、市場甚至排污、治污企業本身對于第三方治污的概念都還很陌生，基本上排污者都是從碧水源等環保企業處購買設備、技術，然后自己運營。
“不經意”間，也有個別排污方誤打誤撞地采取了第三方治污的措施。何愿平告訴記者，“從2004、2005年開始，由于我國環保技術開始升級，個別地方政府、企業發現，將治污設備、技術的后期運營維護也交給我們其實更劃算也更省心，因為不論是交給國有企業還是自建團隊，運營效果都難以保證，成本還高得離譜。”何愿平稱，由碧水源運營污水處理設備，比政府自己組織團隊或交給國有企業要便宜至少2-3成。因此，大約十年前，從托管運營開始，第三方治理生出了萌芽，碧水源開始介入北京密云縣等區縣的小型污水處理站以及部分市內飯店的污水處理設施的運營環節。公開資料顯示，碧水源2010年收入達到5億元，同時凈利潤率保持在35%左右，2011年凈利潤增速在90%~100%。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時候屬于‘非主流’行業的第三方治污，直至近幾年發展得仍較滯緩。”何愿平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生態金融中心副主任藍虹告訴記者，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我國的第三方治污仍局限在某些領域。雖然工業領域廢氣排放脫硝技術的第三方治污已逐漸“進入狀態”，但整體來說這一行業仍然處于發展初期。
文一波認為，隨著環境監管的日益嚴格，不少工業企業會明顯感覺到壓力，“特別是重化工企業，因為污染強度大，治理設施穩定運行的難度確實很大，缺乏專業人員運營和管理，經常出問題，就會被監管部門處罰”。雖然罰款的金額并不高，但企業還是會擔心長期下去會影響自己的主業，所以率先開始將設施交給第三方。而這也為第三方治污企業打開了一個口子。
公開資料顯示，近年來，我國的工業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已在我國燃煤電廠脫硫脫硝領域得到試行，取得顯著成效。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和工業園區也嘗試著采用此種模式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如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務處理企業工業廢水、上海化工園區委托中法水務處理園區工業廢水都取得良好效果。
其實，從“誰污染、誰治理”到“誰污染誰付費、專業化治理”的轉變，不僅是國家未來的主導方向，也將是市場需求的結果，“隨著排污標準的不斷趨嚴，迫切需要第三方企業來協助的將不再只有工業廢氣排放企業，還將拓展到污水治理、土壤修復、固廢處理等多個領域”。藍虹表示。“當市場真正逐步放開以后，這個盤子里的蛋糕其實真的不小。”何愿平告訴記者。
市場前景巨大
“短期內需求與供給可能不匹配”
北京神霧環境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董志海表示，公司今年開始從原本已經非常成熟的節能技術領域向第三方治污行業延伸產業鏈，也正是發現了市場的巨大需求。 “我們發現，其實企業對于第三方治污的需求很大。一方面，國家、地方環保政策對于排污的標準越來越高，企業除了生產、運營之外又很難再分出精力、財力去做治污技術的研發、運營、維護等工作。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在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時，要求治污能為他們帶來更多利益，比如通過治污產生附加價值等，而這些相對更高的要求勢必是要借助‘外力’的。”董志海表示。
根據神霧公司的前期調研結果，我國各地對于垃圾處理仍大多采用焚燒、填埋的方式。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使用填埋和焚燒處理的城鎮生活垃圾高達94%。董志海認為，隨著城鎮產生的垃圾數量越來越大，土地資源愈發稀缺，污染土壤、地下水且占用大量土地資源的填埋處理方式，以及會產生二惡英等污染物的焚燒處理方式勢必會被新技術取代。
董志海介紹，目前，神霧已經完成了清潔垃圾處理技術的實驗室研發階段，工業化的裝置也已于去年9月在河北省霸州動工，今年4月計劃全部完工。董志海介紹，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市昌平區在內的多地政府與神霧簽訂了框架協議，上海以及陜西一些城市也表達出希望合作的意愿，今后神霧不僅在核心技術、裝備的采購、安裝、調試上，甚至在后期運營上也將主動參與。“根據調查，目前北上廣深等不少一線城市尋找適合填埋垃圾的地方已經很困難了，部分城市甚至需要將城鎮垃圾運出本地處理，而且各地目前在建設垃圾焚燒電廠時遇到的阻力也越來越大，不少項目根本難以上馬，而這對于我們來說，卻意味著今后市場空間之廣闊十分可期。”董志海表示。
藍虹分析稱，從目前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方向來看，未來第三方治污企業將率先破冰，甚至能獲得較大發展空間，獲得較多生意的領域包括：污水治理特別是工業污水處理、污染氣體治理中的脫硝治理，以及未來潛在市場巨大的污染土壤修復和固體廢棄物治理等。
藍虹同時表示，第三方治污可能面對需求與供給不匹配的問題。“第三方治理未來更多強調的是污染物的集中治理，比如將原本分散的中小排污企業聚集在工業園區內，由第三方企業統一提供配套的治污設施和服務，這樣既方便政府監管也有利于企業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藍虹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政府等排污者，對于第三方治污企業的要求就非常高，這些企業不僅僅需要有核心治污技術，還需要有全流程管理治污的能力，這就要求第三方企業最好是大型治污企業。而且，即使是一對一形式的第三方治污，排污者也基本都是有一定實力和排污量的大戶，對于第三方企業要求也不低。鑒于目前第三方治污領域還很少有如此體量的大型企業，藍虹認為，放開了市場、出現了需求卻找不到服務供給方的問題也可能就隨之而來了。
監管尚需細化
“第三方違規超排更容易被忽視”
雖然在企業層面看來，未來的廣闊市場空間充滿誘惑，但之所以很多企業遲遲不愿進入第三方治污市場，就是因為“第一個吃螃蟹”并不容易。
業內人士認為，《意見》雖然提出將采取環境績效合同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但特許經營、委托經營的方式仍顯示出政府未能充分信任市場所能扮演的角色，因此在開放度上還有待加強。
對此，何愿平感同身受：“作為民營企業，我們并不怕市場開放后會帶來更激烈的競爭，怕的是市場不夠開放，蛋糕只能得到國有企業分食后的一點剩余。”以北京的城鎮污水處理為例，北京主城區的項目幾乎都被國有企業壟斷，民營企業根本無法打破這道厚墻，如今形勢雖然在政策層面有所變化，但轉變并非一蹴而就，民營第三方治污企業現在也只能在外圍打轉，接一些“邊邊角角”小型污水處理廠的生意。
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濕法脫硫技術的國電清新在行業處于領先水平，但董事長張開元表示，某些看似公開的操作，其實并不真正向社會化的企業開放。他舉例稱，某大型國企表面上對十幾個項目的脫硫設施公開招標，但其實只是將這些設施特許給他們自己內部的公司經營。
董志海關心的，則是第三方治污企業在當前的傳統自排自治方式下如何找到發展空間。“此前已經廣泛采取的垃圾填埋手段可以持續使用10-20年，而垃圾焚燒發電廠建成后運營的時間也不會短。在這段時間內，第三方企業能夠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非地方政府迅速轉變觀念，不僅將目前新產生的垃圾交由第三方企業來處理，還愿意花錢將以前填埋、常年無法處理掉的‘地下垃圾’挖出來重新處理，否則最初起步期還是十分艱難的。”董志海表示。
對于未來的第三方治污市場，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時常將“監管到位”四個字放在嘴邊。在他看來，本該成為政府監管另一把利劍的第三方治污企業，由于與排污企業有著付費與被付費的利益關系，反而可能成為違法違規排污更有力的保護傘。
近年來，本應是污染處理單位的不少第三方治污環節反而成為污染源的現象愈發突出。由于監管和政策都無法斬斷治污方與排污方之間的利益鏈，最終令治污企業幫助排污方違法違規排污的現象也已不再鮮見。“這類超排、違規操作等問題往往更容易被監管部門忽視。”馬軍表示。
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張天柱看來，第三方治污機制特別是對權益、責任要通過一套詳細的制度來明確。比如，在排污方出資雇傭第三方治污企業治理污染之后，如果再出現違法違規排放行為，責任該如何判定和承擔；企業與第三方治污公司的配合，應明確是污染末端配合還是要從生產到排污全過程進行配合等。
藍虹建議，我國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在發達國家，如果排污方出錢請第三方治污企業治理污染后仍然出現了污染事故，第三方企業是需要進行較大金額理賠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一家第三方企業都不敢貿然為排污企業放低標準”。藍虹表示，其實，有力的監管反過來也是為第三方企業創造需求的手段，幫助該行業能夠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總體而言，對于第三方治污的未來，業內大多還是持樂觀態度。“以前政府監管，面對的是千家萬戶的企業，可能有很多分散的排污點，監管起來難度極大，而企業掩蓋自己的環境違法行為卻相對容易。”藍虹表示，隨著以集中治污為主的第三方治污市場的興起，可以把所有分散的點變成一個點，更有利于監控。
· 進行時 ·
有一種勝利叫撤退
“我們原來是在以GDP論英雄的前提下，只要能拉動經濟，不管什么樣的元素都進了，導致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進駐，經濟發展粗放、低效。這樣的元素撤退，就是我們轉型升級的勝利”。對待新常態下的環保問題，北京市態度明確。
正如《潛伏》中的經典臺詞：“有一種勝利叫撤退，有一種失敗叫占領”，環保也是如此。在多方努力下，剛剛過去的2014年，北京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指標比2013年均下降7%以上，成為污染減排幅度最大的一年。
淘汰
2014年，北京市繼續加大老舊機動車淘汰力度，全年淘汰老舊車47.6萬輛，提前完成國家下達的39.1萬輛任務指標，在全國率先完成了黃標車的淘汰。同時嚴控機動車總量，將小汽車控制指標由24萬輛調整為15萬輛，其中2萬輛為新能源車。
關停
2014年，北京繼續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淘汰落后污染產能，實現鑄鍛、建材、化工、包裝及印刷等行業共392家污染企業關停退出，超額完成年度關停300家的任務。目前，北京市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燃煤電廠鍋爐排放標準嚴格程度已經超過歐盟標準。
重罰
2014年，北京環保執法部門對各類環境違法行為處罰金額達到10565.61萬元，同比增長267.4%。環保執法部門聯合多部門開展專項行動，進一步加大對燃煤鍋爐、工業企業、工地揚塵、露天燒烤和焚燒、餐飲油煙等的執法檢查，加強對在用車的路檢路查、遙感檢測、入戶檢查和進京路口檢查。
目標
2015年，北京城六區基本實現無燃煤鍋爐，全市煤炭用量控制在1500萬噸以下；再淘汰老舊機動車20萬輛；調整退出污染企業300家以上，實施第二批“百項”企業環保技改工程；超額完成百萬畝平原造林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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