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后，污泥正讓一座座城市陷入恐懼之中。這些含有重金屬、有毒有害物的污水處理廠的產物，大量未經“清毒”，變成一個個城市環境的定時炸彈。
“前方坑深五米，車輛及行人禁止通行。”即使時隔許久，唐成林依然清晰記得那噩夢般的場景——在位于松花江畔的一家污水處理廠院內，突兀地豎立著一個巨大的警示牌。
警示牌旁，則被人挖出一個大坑。吊車佇立，拉送污泥的卡車進進出出，厚厚的烏黑泥漿散落一地。巨大的泥潭上，污濁的空氣夾雜著東北黑土的味道，令人窒息。
“這只是哈爾濱一家污水處理廠的污泥堆放點。”北京中科博聯環境工程有限公司戰略發展總監唐成林說，在沈陽郊縣，一個同樣巨大的泥潭上面已長滿荒草，“為怕人陷進去，四周圍上了鐵絲網。”
在經歷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后，中國污水處理產業正越來越受困于令人難堪的污泥問題。
據《2011中國污泥處理處置市場分析報告》顯示，截止到2010年底，全國城鎮污水處理量有343億立方米，相當于一個三峽水庫總庫容。這座“水庫”每年吐出的“脫水污泥”則接近2200萬噸。“這其中有80％污泥未得到處理。”報告說。
作為污水處理的副產品，污泥既含有氮、磷、鉀，同時又包含著重金屬、寄生蟲卵、病菌，如果處置不當，極易造成二次污染。
“這僅僅是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后的污泥量，全國數千個各類經濟或工業開發區的工業廢水污泥大多數不在統計之列，其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洪臣說。
過去幾年國內不斷爆發污泥環境污染公共事件，污泥“二次污染”形勢嚴峻。圖為污泥被污水處理廠排到湖北漢江沙灘上。 （東方IC/圖）
污泥成災
從2007年以來，廣州市政協委員田小群已是第三次提交污泥處理提案。
田小群關注污泥源于2005年。在一次與華南理工大學合作的污泥轉化項目中，她偶然發現，中國的污泥處置率非常低下，大多處于無序排放。“大量的污泥最終排放到哪里，根本沒人跟蹤”。
“這些潛在的污染源一旦失控，將對地下水、江河水、農田的環境安全，造成極大威脅，直接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體健康。”田小群說。
田小群的發現，恰是中國城市正在緊急面對的課題——污泥成災。
“污泥圍城”始于世紀之初。多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經過“十五”“十一五”期間污水處理大發展后，最近幾年，污泥處置正變得越來越突出。
這些臟臭的污泥如何處理，一直讓水務部門感到頭疼。“當時許多城鎮污水處理廠，都是找一個地方傾倒。”唐成林說。開始，人們先是相互輸送污泥。但很快，大家發現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并不能解決污泥積累問題。“原來還能找到地方，現在連山區都不歡迎了。”
江蘇的一家污水處理廠甚至省略了填埋工作，將污泥直接堆在江邊，等汛期來臨時，讓滾滾長江水將其帶往下游。在廣東深圳，因為污泥無處可去，一些污水處理廠都選擇夜間偷排污泥。
廣東、浙江、北京、上海、貴州、寧夏、四川、重慶……污泥問題甚至蔓延至最西部的烏魯木齊。2009年，位于米東區的烏魯木齊市河東污水處理廠，便因淤泥得不到及時的清理、長期堆放而招致居民投訴。
在北京，懷疑正受到污泥圍困的市民一度制作了污泥堆放點地圖。地圖上，星羅棋布于北京郊區的三十多個污泥填埋點被一一標明經緯度，這些點連接起來，恰如一座污泥長城，圍住了京城。
這是從未有過的事，一堆堆污泥讓城市陷入恐懼之中。
“毒”泥之禍
糟糕的現狀源于過去太“重水輕泥”。“十一五”以來，雖然中國的污水處理行業快速發展，很快達到了與美國相當的污水處理能力，但與國外污泥占污水處理設施投資40％～60％的比例相比，中國污泥處理設施的投資一直處于滯后狀態。
“當時根本沒人有污泥‘二次污染’的意識，根本沒人提及污水處理后污泥怎么辦。”浙江嘉興市環保局固廢管理中心主任孫潺潺回憶說。以其參與建設的嘉興市聯合污水處理廠為例，當時30萬噸處理能力的設計規劃中，根本沒有預留污泥處置場地。
“由于浙江省污水處理率比較高，經濟比較發達，土地資源比較稀缺，污泥問題顯得相對突出。”浙江省環保廳固廢中心的一位官員說。
率先跨入日處理污水過千萬噸的省份廣東，污泥處理處置方式仍以簡易填埋和臨時堆置為主，無害化處理率很低。以廣州為例，截止到2011年8月，廣州市中心城區9座污水處理廠日產污泥量約1200噸，但污泥的日處理量僅有565噸，每天有一半的污泥無法處理。
人們試圖將污泥摻入垃圾一起填埋，但軟塌塌的污泥，很快使得大型機械陷在塌陷的垃圾填埋場內。
垃圾填埋場的垃圾是一層一層堆積并壓實的，但中國城鎮污泥的含水量約為80％，這樣的污泥就像黏稠的湯，即使填埋后變干，也可能造成垃圾場的垮塌。2006年重慶三峽污泥困境正因此而生：由于遭到垃圾填埋場拒絕，上萬噸污泥堆放在污水處理廠內或馬路邊，成為城市環境的定時炸彈。
“污泥容易堵塞垃圾填埋場的滲濾液收集管道，加上污泥堆積發酵產生的甲烷等氣體，不僅散發惡臭，還會引發安全隱患。”唐成林說。
2009年深圳下坪固體廢棄物填埋場由于填埋的淤泥過多，地下水頭壓力過大，大量的淤泥從地底噴涌而出、流入河內，最深處可達腰部。
“沒有垃圾填埋場會喜歡污泥。”唐成林說。
被忽略的工業“毒泥”
“城鎮污水處理廠處理的多是生活污水，相對危害不大，更應引起注意的是工業廢水處理后的污泥。”王洪臣說，石化、冶煉、制革、印染等行業的污泥不少含有危險物質，危害更大。而由于中國許多工業開發區常常處于行政監管的邊緣地帶，它們一旦無序傾倒，對環境的威脅無疑更大。
發生在浙江平湖的皮革污泥傾倒事件是工業污泥的典型威脅。2010年9月，一家毫無資質的“綠誼”環保公司，將包括海寧蒙努集團在內的四家制革企業的五千多噸制革污泥運至平湖，倒進了當湖街道大勝村一個池塘內。
平湖市環保局環境監測站副站長吳勤華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由于部分制革污泥殘留有鉻，而池塘位屬平湖市飲用水水源二級保護區，平湖的官員當時不得不被緊急動員起來。“協調會不知開了多少次，連公安都介入了。”
在經歷臺風、汛期等諸多考驗，直到一年多后，這座巨大的污泥山峰才被徹底鏟除。
最新例證是2011年底，廣東佛山市高明區荷城街道杜江寨村發生的印染污泥案。5名犯罪嫌疑人將超過6萬噸的印染污泥拉到該村直接傾倒。這也導致污泥堆放場污水與附近地表水氨氮含量指標、總氮、總磷等各項指標嚴重超標。而附近水和污泥的樣品中更檢出重金屬鉛、汞、銅、鎳、鋅超標。
污泥失控，市場失序
事實上，早在“九五”末期，國家就已意識到污泥問題。
作為2009年出臺的《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試行）》的主要起草者，王凱軍已感到，污泥處置熱正在襲來。
一個例子是，從2011年開始，在全國水處理行業的專題會議中，超過70％跟污泥處理有關。“中國排水協會每年就開4次會議，最近4次會議，主題全與污泥有關。”唐成林說。
成熟的、不成熟，實驗室的、外國的，淘汰的技術，甚至未來的污泥處理技術都涌進了這個市場。
“一位上海的主管官員跟我說，如果打開門，讓10個污泥處理技術廠商進來聊，他們每家都說自己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位多年研究污泥行業的學者說。
“污泥處理正在重復以前的歪路。現在的情況很像十多年的污水處理技術市場，魚龍混雜。”唐成林說。
“現在的關鍵問題不是有沒有技術、選擇什么樣的技術，而是地方政府作為還是不作為。”王凱軍說。
2009年6月，浙江嘉興市曾規劃到2010年，嘉興市本級的污泥處置率，要達到80％，縣級市70％，縣城為60％。
“現在來看，當時過于樂觀了。”孫潺潺說，由于投資沒有利潤，政府又缺乏補貼措施，罕有企業主動投資污泥處置，“到現在，嘉興市一級的污泥處置率依然不過三分之一左右。”
為了增加積極性，2011年9月，嘉興市推出了最新的財政環保專項補助措施。“但這不是最大的動力。投資的企業更多看重的是符合‘綜合利用政策’后，能提高原有產業產能的空間。”孫潺潺說。
王洪臣說，污泥問題的解決，關鍵是決心。“過去污水處理廠為什么建設得這么快，就跟減排壓力下，與各地核算COD（化學需氧量）考核指標掛鉤有關。”
“如果沒有明確的考核指標、不能跟政績掛上鉤，十二五期間，污泥處置建設恐怕依然會步履蹣跚。”王洪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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